固原博物馆的珍宝让我们窥见这片古老之地的不平凡经历。今日地处偏远的固原，却曾经是扼守丝路的咽喉要冲，从秦皇汉武到成吉思汗，从戎、狄、匈奴到明将清军，曾经有太多的人群轮番登上它的舞台，留下种种印记。
一道夯土筑就的战国长城跨山过塬，从田野中隆起，在草丛中蜿蜒。千百年来它拱卫着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固原，也幽幽述说着这个地区的古老文明。
固原这个名字会让许多不熟悉大西北的人颇感陌生。倒是提起“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的主席名句，以及有着国家级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双重身份的“西海固”让人印象很深，西海固的“固”就是固原，六盘山就是它身旁重要的东西交通的隘口。
偏远？贫困？历史悠久？固原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呢？
就是这样一座西北小城却拥有宁夏地区博物馆中惟一的国家重点博物馆。
“我们的文物比演员还忙。”博物馆的人自豪地说，“就说2004年底到2005年7月，馆中珍品就参加了美国、东京和香港的3次大展。仅那件鎏金银壶赴美的空运保价就高达2.4亿元人民币。馆藏文物上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00多件，曾入选‘超级国宝’的文物不止一件。”
当你亲身步入固原博物馆，这座城市的发展史被蓦然翻开，繁冗灿烂，竟还显露出浓郁的多元文化色彩
“朝那铭文鼎”为西北史作注
1977年春天，固原县管辖的古城公社古城大队的农民郑月莲在村庄外的黑土梁山麓田埂旁修挖水渠，在距离地面60—70厘米的地层，她的铁锹突然碰上一个硬物，并且发出了金属碰撞的声音，她试着继续往下挖，却挖不动。沿着硬物的边缘再挖，慢慢地，一个她一点都不认识的“怪物”出现了：像锅但有三个脚，像香炉却很大。将它带回家后，在公社工作的丈夫刘世富看了半天，一样不知道这个“怪物”是什么，至于腹部雕刻的古怪花纹说是文字却无从辨认，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做坏了的废品。
两年后，刘世富遇见了当时的固原县文物站站长韩孔乐，向他说起自己家的“怪物”，韩孔乐立即前往刘世富家中，当场认定这是一件西汉的鼎，可能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
整个铜鼎通高23厘米，口径17.5厘米，腹深13.2厘米，两边伸出的鼎耳高达7厘米，周边的线条非常流畅，三个鼎足像是比例适中的动物腿，有力而具有曲线美。
鼎上的文字最终被专家破译了出来。一段在史书中尘封日久、语焉不详的历史也一同被惊醒。
公元前220年，也就是秦始皇登基后的第二年，这位权倾天下的皇帝想知道自己掌控的秦帝国疆域到底多大，哪些国家和部落才是帝国安全的真正威胁，于是，他决定出巡全国。第一站就指向了帝国边境最不安全的西北部。他带领大臣沿着新修的驰道，向西进入六盘山地区。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这次出巡做了如此记载：“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
这是中国封建帝王首次进入宁夏、进入六盘山地区。始皇帝在六盘山进行了传统的帝王祭山活动，以祈江山永固。随后，他又进入今天宁夏的彭阳地区(当时这里被称为朝那)，秦始皇见到了他出巡以来遇见的第一面大湖—朝那湫。波光粼粼的水面四周，却不长草木，对这个奇特的现象，大臣上奏解释说：“此乃异象，自古帝王在名山圣水前要祭祀，如此浩淼的水域在我朝边境之地，不可不祭祀。”于是，秦始皇在这里进行了他登基以来的第一次祭水活动，秦始皇的朝那湫之祭，拉开了中国封建帝王祭水的序幕。在一年后的泰山封禅活动中，他将朝那湫列入四大名川之中。
“朝那”是中国地理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从《史记》到《新唐书》，史书中反复出现“朝那”，称其为“关中之屏和汉丝绸之路的咽喉”。但朝那县设于何时，治所在哪里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谜。
宁夏固原挖出的铜鼎腹部的铭文被破译，专家指出—是“朝那”二字无疑！铜鼎腹部周身阴刻三段铭文，其中第一段就明明白白地写着“第廿九五年朝那容二斗二升重十二斤四两”，学术界遂将此鼎称为“朝那铭文鼎”，“第廿九”可能是指它是当时铸造的第二十九座鼎。
鼎乃立国之器，《左传》记载：皇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禹铸九鼎，象征九州之地；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象征政权归周。
固原出现汉朝时期铸造的第二十九只古鼎，指明了朝那的具体位置就在固原，而且也不难看出这个地方在当时具有怎样重要的地位。从秦皇西巡到汉王朝铸鼎，固原就像中国西北战略版图上一处插旗之地，兵家必争。
这是因为固原控扼着西域与关中的西部孔道。“关中”—四关之中，这个概念更大程度上是在一个巨大军事背景下出现的。固原方向的关隘乃是宁夏南部六盘山地区的萧关，是四关之一。西周、秦、汉政权的疆域最严重的威胁正是来自这里。
六盘山以北地区生活着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所谓“南有秦汉，北有强胡”。“朝那”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重要，就因为它既要在军事地理上扮演“中国”边界的角色，又要在文化地理中充当关陇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分界线。
如今这只虽不硕大，但浑身写满故事的古鼎，安静地立在固原博物馆的展柜之内。
人们猜想，铸鼎的那一年冬日，叱咤风云的汉武帝也翻越陇山西巡而来，朝那的人们为了迎接帝王的到来隆重铸造了这只浑圆如天的铜鼎，它应该是一只礼器。
专家们的研究还在继续，鼎上的三段铭文中还有两段：
“今(？)二斗一升乌氏”；
“今二斗一升十一斤十五两”。
这显然是个计量值。从这两段铭文来看，这只汉鼎在当时也可能是作为量器使用的。那么它还见证了鼎从礼器向量器过渡的历史。中国是在进入农耕时期，农祀并重的情况下，将鼎作为量器的。那么说这只汉鼎身上承载的还有两汉时期的度量衡变化，它至少说明了两汉政权对宁夏及西北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重视，说明这里的农耕经济在当时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围绕着这座铜鼎的学术讨论越来越多，它的特殊历史意义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固原博物馆里重要的青铜文物并非仅此一件。博山炉、带盖铜鼎、蒜头铜扁壶、铜钫、铜钟、四乳草叶纹铜镜、鎏金银铜等，不胜枚举。
1989年，现任宁夏博物馆馆长的李进增等人曾在固原杨郎乡马庄村附近清理出49座东周时期的古墓，出土文物2957件，其中大量的铜器让学界非常吃惊，被定名为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杨郎文化”。它们显示出与朝那铭文鼎迥然不同的风格特征，充满了鲜明的少数民族特色。比如青铜短剑、鹤嘴斧、透雕铜牌等等。在固原出土的这些青铜文物恰好印证了中国史书中模糊的记载—固原曾经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由多民族轮番经营的地方。